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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如果使用法家思想,我们在近代会弱小而被别国欺负吗

我是不喜欢拐弯抹角的“文胜则史”,下面直接亮出观点:中国古代的法家,和现代的法治思维不是一回事儿,所以即便法家完全占据主导地位,也不能阻止中国近代走向衰落。

中国古代如果使用法家思想,我们在近代会弱小而被别国欺负吗

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,主要包涵三个主要方面,也可以说主要分为三个派别:

一派重“权势”,代表人物是慎到,他们认为“权势比人强”,所以国君最重要的巩固权力。比如大家都崇拜龙,是因为它在天上,如果把龙放在地上,那它和蚯蚓也没什么区别。再比如,孔子是个道德高尚的大圣人,当时鲁国的国君却昏庸无道,可是即便如此,大家还是都愿意听国君的,没有几个人愿意听孔子的,这不正好说明,权势比道德能力更重要吗?

另一派重“技术”,大家注意,这里不是科学技术,而是管理的技术,确切的说是国君的御臣之术。国君要想让大臣乖乖听话,就要了解大臣的一切,包括他的能力,还有他的缺点,只有把大臣了解清楚,才能掌握他们的命脉,要赏就赏,想罚就罚。另外,要让大臣对国君充满敬畏,国君就一定要能装,最好装得像一尊菩萨似的,不流露任何个人感情,让大臣完全看不透,才能保持神秘感。

最后一派重“法令”,注意是“法令”,不是“法律”。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,法律一般是长期稳定的,法令则常出于国君一时的兴致。现代人讲到法家,总是和“依法治国”联系在一起。其实二者无论从创立目的,还是从实施手段,都有非常明显的不同。就以商鞅变法为例,他的主要目的一是强国,并认为强国的最佳手段就是弱民,这明显是把国家和人民放在了对立的位置。而且从实施手段来看,法家主要是通过严酷的刑罚,逼迫人民遵守政府的意志,而近代法律的目的和手段,都是要充分保障民权,立法不是为了保护特权阶层,而是为了约束特权阶层。

最后再回到问题本身,法家如果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,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?会不会比西方更强大呢?其实根本不需要假设,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。应该说,上天给过法家机会,秦朝就是以法家为主导思想的。但是秦朝二世而亡,法家从此跌落神坛。汉朝以后,儒法合流,不过这时被利用的法家,只剩下御臣之“术”这一方面了,更是和依法治国彻底无关。

当然有人会说:太平的时代适合用儒家,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;动乱的时代需要用法家,可以让国家更加强大。我想说的是,在冷兵器时代可能确实是这样,因为那时候国家的强大,或者更确切地说军队的强大,是依靠人的身体去硬抗的。只要法律足够严苛,士兵就只能拼命卖死力气,这样的战斗力确实能提升不少。但是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,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靠科技,靠智慧,不是硬逼就能逼出来的。相反,如果用儒家的怀柔政策,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结果。

当然也有人说,中国近代的衰落,就是因为太重用儒家。其实依我看,不是因为太重用儒家,而是太不重视儒家,或者说,重视的只是被曲解的儒家。限于篇幅和主题,这一点就不能详细论述了。

我认为法家思想源于道家,依据就是司马迁对诸子百家的评判。司马迁把法家归入黄老之学,说儒法两家分别是道家的两个极端:申子卑卑,施之于名实;韩子引绳墨,切事情,明是非,其极惨礉少恩。皆原于道德之意,而老子深远矣。

中国古代如果使用法家思想,我们在近代会弱小而被别国欺负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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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齐国管仲,郑国子产,魏国李悝,特别是李悝的《法经》总结了历代法家思想以及魏国变法的律文经验。战国时代法家分为三派:慎到的势治派,申不害的术只派,卫鞅的法治派。慎到在齐国协助齐威王变法,主要是吏治;申不害在韩国主持变法,变法的内容也主要整顿吏治;卫鞅在秦国主持变法,主要内容海涵了国家的方方面面,也就是在为万民立法,为万世立制。

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集合法家三派思想于一体,以法治为基础,以术治和势治为两支抓手,将法家学说融为一体,使得法家思想成为了真正的帝王之术。后世帝王往往不修基础而滥用术治与势治,使得法家有了整人术、邪术的评价。而部分儒家任意诋毁法家思想,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法家思想极尽黑化之能事!最终法家在大众心中成了邪恶的代表,在精英中成了必修的课程。

《韩非子》一书中有多篇解释《道德经》的文章,这些解说对于今人理解道德经很有帮助,也从源头上说清楚了法家的起源。《喻老》、《解老》、《显学》等几篇文章都反应了法家思想起源于道家。汉代大部分学者也认为道法一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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